时代久远，传世孤罕的书籍，自然珍贵。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，反被视为珍贵版本，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。本来“珍”并不等于“善”，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，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。这就在实际上把“珍”、“善”合流了。彭令先生认为，从广义的角度说，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，都应视为珍本；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，文物价值为基础，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、年代、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，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。文物价值、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，无疑是善本；有时候，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，也应视为善本。

中国历史一般从有史以来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算作古代史。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，逐渐变成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，所以1840年以后的历史就划入近代史。但社会性质的变化，并不意味着学术文化马上统统起根本性的变化。从1840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统治结束的七十年间，新撰写的书籍中，绝大部分的内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没有多少不同。

所谓通释语义的专著，是对随文释义的注疏说的。两者都是释义的书，但所释的义和释义的方法却都有些不同。后者所释的义被局限在某种语言环境中，即只是某一词语在某一书或某一句中的意义，它和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的含义一定相同。就释义的方法来说，注疏的释义是随文而释，不必考虑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所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。

随文释义的注疏向来有很多名称，初叫做“传”，叫做“说”，“解”，也称为“诂”“训”，后来又有 “笺”、“注”、“诠”、“述”、“学”、“订”、“校”、“考”、“证”、“微”、“隐”、“疑”、“义”、“疏”，“音义”“章句”等别名。

这些名称有的名异实同，有的意义微殊，有的互相结合，成为新的名称，如“训诂”“诂训”“解诂”“校注”“义疏”“疏证”等，其用途各不相同。